余英時說辛亥革命

對辛亥革命爆發原因的看法 /余英時
http://boxun.com/news/gb/pubvp/2011/11/201111030040.shtml


(博訊北京時間2011年11月03日 轉載)
   
    自由亞洲電台2011-11-01報導
     (博訊 boxun.com)
    辛亥革命把中國有幾千年曆史的皇帝制度都推翻了，這是不得了的事情。在亞洲是第壹個國家這樣做的，像日本就沒有經過這樣大的改變、把皇帝制度都取消。所以這樣事情是兩岸叁地、包括國外學者，都很注重的。
   
    但大陸討論辛亥革命又有另外壹層意義，因爲許多情況都是覺得辛亥革命爲什麽會發生革命，而沒有能夠進行君主立憲的改革、這樣可以平穩地過渡到現在，他們關心的不是辛亥革命本身，是從他們自己的處境講的。
   
    他們現在事實上就把中共看成是壹個滿洲專制王朝壹樣，怎麽樣能夠把中共這個制度不經過很大的暴動、不經過很大的動蕩或者流血，而能夠變成壹個合理的社會，這是國內許多史學家關心的問題，討論集中在改革呢、還是革命。
   
    照他們說法，事實上是有問題的。就是說清朝末年慈禧太後有想改革，但是革命爆發了，想改革沒有成功，所以造成100年來中國不上軌道，多少有點抱怨辛亥革命的意思。就覺得現在要變動的話，最好采取康、梁所建議的壹種緩和的改革，君主立憲，不要推翻它這個王朝，換成壹個現代的政治制度或者政治系統。
   
    這是現在許多人的想法，我就被訪問過至少兩次，討論過。但是在國內講這些話是非常含蓄的，不能講得太明白。所以我現在就重新講壹講我的看法，我不願意用影射的史學，就是拿辛亥革命做壹種表面的文章，而實質上講的是中共。但是在國內那個情況之下，記者寫出來的就變成那樣壹個方式，所以我現在專就清朝講清朝。
   
    我覺得辛亥革命是不得已被清朝人逼出來的，逼出來的原因就在慈禧太後掌權掌了50年，做幕後指使人。光緒30幾年，都是從小孩長大；到長大以後，光緒自己受到甲午戰爭、就是1894年被日本人打敗、割去台灣，這個巨創深痛，想進行改革，剛好康有爲就乘虛而入，要提倡改革、中國不要爲列強所瓜分。
   
    這壹進行改革，就有權力的問題。這個權力就是慈禧太後在他長大了以後，不能不把權力交給年輕的皇帝，可是還是想在背後牽動，要這個皇帝聽她的話。但是皇帝慢慢已經不肯了，並不是不孝，而是覺得非照康有爲的辦法，用君主立憲的方式、采取明治維新的辦法，沒辦法把中國變爲富強。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才有戊戌政變。戊戌政變完了以後，事實上皇帝被囚在瀛台，而康有爲、梁啓超都逃到海外，另外戊戌六君子、譚嗣同六個人，就被殺頭了。所以改革到那個時候就停頓了。戊戌政變開始的時候是1898年，它完的時候是1911年，相去是13、14年。在這13、14年之間，嚴格地講沒有真正的改革可言，只有行政上的調整是有之。
   
    沒有改革的原因就是慈禧太後越來越不相信漢人、越來越怕漢人，就是曾國藩、李鴻章。訓練新軍的袁世凱，到了戊戌政變以後她也慢慢地不信任了，把軍權奪過來了。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滿人是越來越有勢力。所以在1906年的時候吧，有壹個新的內閣出現。她很寄希望，以爲會煥然壹新，事實上相反的。結果是讓漢人在13個內閣之內只占4名，其他9個都是滿人。換句話說，保大清、不保中國，這是她既定的政策。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戊戌政變以後，她就運用義和團，希望用這個方式來對付外國人，結果造成更大的禍。跑到西安，在西安壹呆壹、兩年，回來以後就討好外國人，但是另外壹方面還是不肯改革，這才逼出辛亥革命來。所以嚴格地講，孫中山也不是壹開始就要推翻滿清的，他最早《上李鴻章書》大家都知道，而且是很合理地要改革。滿洲人絕對拒絕改革以後，革命才起來。
   
    所以1905年科舉的消滅，好像是改革，事實上是行政的調整。因爲那個時候八股文考取的進士之類的，已經沒有作用了，已經不會應付現代的世界了。只有派人去外國留學，政府已經開始了。國內也設立新的學堂了，這些東西是有之。
   
    但是學校的設立，我們以南方爲例，像上海、無錫這壹帶，都是當地的商人，事實上是中國社會自己要改進的。所以辛亥革命壹方面在政治上沒有很大的變動，換句話說，只在袁世凱出山以後，打了壹仗，勝利了，但是南方的革命勢力還是在增長中，各省都宣布獨立，所以清朝沒有辦法，只有委托于袁世凱，袁世凱就乘這個機會，把這個總統搞到自己身上來了。
   
    但是社會的變動，社會變動是中國工商界的人，尤其像上海到無錫這壹帶，新的學堂非常多、而且很有名，那現代化是從社會開始的、是從工商界開始的，而不是政府。所以我們要了解這壹點，有些改革是社會改革、教育改革，但是力量來自社會，不來自中央，不來自政府。
   
    辛亥革命完全是清朝慈禧太後晚年壹手逼出來的，從這個地方講，確實很像。鄧小平他們叫他“慈禧太後”，也是這個道理。所以1989年的時候，因爲他拒絕任何政治的改革，只要經濟改革，同時壹黨專政抓得很緊，所以我就稱它爲“經濟放松，政治夾緊”，使得叁權分立的改革是不可能的，民主也不可能實現的，所以最後只能回到壹黨專政。這就造成今天的局面，經濟上固然有很大的進步，但是經濟進步又抓在了貪官汙吏的手上，就像所有國營企業。
   
    所以辛亥革命確實可以跟現在的情況加以比較，不過這個比較結果我們要分別看。有相似之處，但是不是壹回事情。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根據錄音整理，未經作者審校）
   
    本文來源：自由亞洲電台 (博訊 boxun.com)


回首辛亥革命，重建價值觀念/余英時
http://boxun.com/news/gb/pubvp/2011/11/201111030114.shtml

(博訊北京時間2011年11月03日 轉載)
     來源：《財經》雜志
     “滿洲黨”不改革，就逼出壹個辛亥革命來
     清王朝的改革從洋務運動就開始了，但是沒有觸及體制，真正的新政是戊戌變法。戊戌變法第壹次提出來改造“君主專制”體制，實現“君主立憲”，這才是改到了體制的關鍵。 (博訊 boxun.com)
     戊戌變法是壹個很好的機會，當時人非常興奮。資料表明，當時對世界、對西方有了解的知識界人士都覺得，這是唯壹壹條可以避免危機的道路。兩種勢力促成了戊戌變法。除了利用公羊春秋“托古改制”的康梁等人，部分地方巡撫也是改革力量，如湖南巡撫陳寶箴等。曆史學家陳寅恪講得很清楚，清朝末年的另外壹個改革並不是講公羊春秋之類的意識形態，而是實務要改革，不改革中國就存在不下去。
     遺憾的是，機會丟掉了，原因就是權力鬥爭。慈禧太後在鹹豐死後掌握朝廷實權，同治死後以年幼的光緒來繼承皇位，繼續控制權力。隨著光緒長大成人，有了自己的想法，兩個人的權力沖突發生了。當然，光緒沒有奪權的想法，他主要是怕亡國，認爲列強瓜分的危險就在眼前，“瓜分豆剖，漸露機芽”，所以迫切要改革，勢必要把慈禧太後架空。
     戊戌變法僅僅進行了103天，就以失敗告終。變法失敗的第壹個直接結果，就是“庚子之變”。變法失敗後，康梁都被外國人保護起來了，繼續在海外活動。慈禧太後惱恨“外國勢力幹涉”，全面反動，利用沒有受過教育的老百姓仇恨外國人的心理“扶清滅洋”，于是義和團興起。她不知道，煽動群衆運動視同玩火，結果八國聯軍進京，慈禧太後倉皇西逃。
     “庚子之變”後，清王朝實行了廢科舉、改官制等壹系列改革措施。大陸學界壹般把這壹時期的改革稱爲“清末新政”。“庚子之變”以後是不是有改革？這是很大的問題。我們不能認爲，廢科舉就是改革。廢科舉只是不得已而爲之，因爲人才不夠用了，做八股文的人根本沒辦法對付現在的世界。至于改官制，只是行政方面的改革，目的是提高行政效率。洋務運動中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也是行政改革。
     我們要區分開行政改革和政治改革。庚子之變後的改革，都是行政方面的調整，而政治改革是要涉及整個體制的。雖然清末提出了“立憲”，但也是“預備立憲”而且還要等待9年以後才開始（陳寅恪挽王國維詩中所謂“君憲徒聞俟九年”）。慈禧太後致死都是不肯放棄權力，不肯改變“君主專制”體制的。
     但就我讀過的史料，包括各種公私記載，以及現代學人的相關著作，我沒有看到清末有什麽“轟轟烈烈”的“新政”。戊戌變法以後，慈禧和滿洲保守派貴族最怕滿洲政權被漢人奪走，哪敢真正讓漢人士大夫進行認真的改革。只要壹讀以前李劍農先生的名著《中國近代百年政治史》以及西方近幾十年的中國近代史作品，包括劍橋中國史在內，即可知其大概了。總之，清末滿人最關心的問題是亡中國，還是亡大清？在滿洲權貴看來，大清比中國還重要，權力還要掌握在自己手裏，漢人不可信，像袁世凱那樣的能臣也要罷官回家。
     大陸有些人士認爲，清末形成了“改革和革命賽跑”局面：壹方面革命黨人鼓動革命，壹方面清王朝實行廢科舉、改官制等改革措施。這種說法是不成立的。滿清改革只能限制在經濟方面、技術方面、行政方面，只要不涉及根本權力，結果只能使“滿洲黨”更加專制，這算什麽改革呢？沒有體制上的改變，就無所謂改革。“滿洲黨”的壹句話，就能夠把所有的努力都消滅光。
     在我看來，統治中國的滿洲就是壹個黨，“滿洲黨”。這個黨絕對不能放棄權力。所有重要的官職都是滿洲人，漢人僅僅是輔佐。就像國民黨黨國體制之下，所有主要的職位都是黨員擔任壹樣。清朝有壹個內務府，專門負責管理滿人，相當于他們的“組織部”壹切重要事情都在那裏決定。滿洲黨不能丟權，丟了權等于宇宙毀滅壹樣，所以它的命運已經注定，只有被推翻。
     因此我認爲，沒有什麽“清末新政”，清王朝只是做了壹些行政上的調整來緩和危機而已，實際上，危機緩和不過去，于是才有了辛亥革命。
     革命和暴力是兩回事
     那麽，能不能說，滿清是由革命黨推翻的呢？也不能說得太肯定。清末，地方性變革很多，所以武昌壹起義，各省紛紛宣布獨立，滿清說垮也就垮了，于是民國成立。
     事實上，民國轉換並沒有經過壹個很嚴重的革命，絕不能跟法國大革命比。辛亥革命沒有什麽暴力，是社會成本很低的壹場革命，結果也並不壞。早期的議會是相當認真的，很有效力。否則，宋教仁也不會被袁世凱暗殺了。所以幾十年後的國民黨時代，還有很多人懷念當年的議會。還有壹點，辛亥革命前後，地方社會有很大進步。清末，江蘇、浙江壹帶新學校紛紛出現，都是地方鄉紳們搞起來的，不是朝廷的貢獻。
     人民的自發性很重要，如果沒有自發性，社會根本不可能前進。只要地方的領袖有開明想法，老百姓支持，壹步壹步做，就會有許多進步。這些進步不是依靠政府發命令搞出來的。我們現在研究中國的問題，也要從這樣的角度看，不能把注意力過分集中在集權體制上。
     有人說，如果慈禧太後晚死十年，中國的憲政改革就可能成功了。這種觀點我不大能接受，持這種觀點的許多人都是體制內出來的，對于早年相信的東西很難徹底否定，總認爲原始的設想是好的。他們有意無意地對舊體制有些迷戀，把慈禧太後投射到當代威權人物身上。
     其實，慈禧晚年壹方面大張旗鼓地搞行政改革，另壹方面又把權力聚攏到滿洲貴族手裏了。因此，清末不可能不經過革命的劇變。舊體制某種程度解體以後，新的東西才能出現，但並不壹定是暴力革命。革命和暴力是兩回事。當初，法國大革命的暴力最受中國大陸恭維，可是1989年法國大革命200年紀念前夕，西方史學家，從歐洲大陸到英、美，都對它的暴力進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指責。暴力導致法國直到今天政治還沒有完全安定，而英國自從國王查理壹世被推上斷頭台以後，再也沒有別的暴力革命。美國除了內戰之外，後來也沒有再發生大的流血革命。
     英國、美國之所以能夠避免暴力革命，是因爲他們建立的民主體制。民主體制的好處，就是壹個黨不用擔心滅亡被選下去也沒什麽了不得，只要自己求進步還可以重新上台。這與中國曆史上的王朝循環完全不壹樣了。曆史上所有的王朝都由壹家壹姓把持，開始時得意得不得了，死也不放權，最後非要給人逼到煤山上吊不可，臨死前只有哀歎，希望子子孫孫不要生在帝王家！各個王朝壽命長短不壹，總是要經過流血改朝換代，再流血再改朝換代，永遠在封閉的系統裏循環，以萬千生民的鮮血作爲潤滑劑，沒有政治文明可言。
     在國民黨時代，左派人士罵國民黨不搞民主，有個對聯寫的很好：江山是老子打來，誰讓妳開口民主，閉口民主；天下由本黨坐定，且看我壹槍殺人，兩槍殺人。好對聯啊，到現在我還記憶猶新。
     對于前現代社會的執政者來說，權力就是命根子，其他的壹切都可以忽略不計。改革可以提高壹下效率，提高執政能力，但是不能讓我放松掌握權力的手。不平則鳴，怎麽可能在不公平之下還能永遠維持秩序，維持人家對妳的尊敬？不可能做得到。
     任何革命黨都忘記了教訓，更沒有吸取教訓，或者認爲自己與教訓是不相幹的。再多的教訓，我都是壹個例外。別人不能保持長久，唯有我可以萬世不滅。
     “中國人思想上的壹個大敵”
     用暴力推翻另壹個秩序，這是我最反對的。因爲暴力革命以後，壹定用暴力維持，否則自己就要垮台。
     辛亥革命不是靠暴力起家的。武昌起義不久，各地宣布獨立，慈禧太後已先死了，權威沒有了，叁歲小皇帝有什麽本領呢？所以，滿清是自然解體的。“革命”是從日本人那裏借來的名詞，它與中國曆史上的“革命”不是壹回事。後者所謂的“命”是天命，“革命”就是天命的變革，就是改朝換代。
     滿洲垮掉以後，袁世凱當國，這個人自私，但也相當負責任。他死得很早，北洋沒有了權威人物，于是進入了軍閥割據的混亂時期。混亂時期也有好處，在這個混亂時期才會有五四運動出現。如果有強人控制場面，五四運動就不可能發生了，許多新思想也就進不來了。這是曆史的吊詭，軍閥本身是負面的東西，但軍閥時代卻爲思想學術的自由創造了條件。因爲軍閥各自爲政，不管老百姓，言論反而自由。而且軍閥腦筋簡單，沒有深文周納的心思，不像後來國民黨黨國體制對意識形態那麽密切關注。
     那個時期，從政治上看，壹塌糊塗，但是從社會或者文化方面看不壹定全是負面的，許多新東西就是在那個階段出現的。北京大學不就是在那時成爲壹個真正的大學嗎？另外，因爲當權的軍閥也管不了各地方，壹些地方紳士、地方領袖在地方上做革新工作。所以，不要簡單的把曆史簡化，好像北洋政府壹塌糊塗，整個中國都在往後退，事實並非如此簡單。
     事實上，在國共合作以前，地方社會發展了十幾年。我們要相信，壹般老百姓在爲生活奮鬥的過程中，自然就改進了社會。政府不可靠，人們就要自立。
     總之，我不認爲辛亥革命後中國如何混亂，也不必怕混亂。有些關心中國前途的朋友們提倡“告別革命”，就是怕再有混亂。
     而混亂和秩序都是相對的，即無絕對的秩序，也無絕對的混亂。數學上有壹個重要的分支叫“混沌理論”。混亂沒有什麽可怕的，我當然不是提倡混亂，而是認爲混亂必須保持在最低限度，若用暴力維持不合理的秩序，反而會招致最大的混亂。
     爲什麽中國政治從北洋軍閥統治演變成爲國民黨的黨國體制？這牽涉到國際形勢，中國走到這壹步，日本侵略是最大的關鍵。日本在上世紀二叁十年代完全控制在軍國主義者中下級軍官手上，驕橫已極，自信可以用武力稱霸亞洲，中國成爲他們的吞並目標所在。日本侵略，民族存亡之秋，需要依靠強有力的政黨凝聚力量，壹致對外，所以國民黨在抗戰時期的口號是“壹個主義，壹個政黨，壹個領袖”。大家都要擁護黨，于是培養出壹個黨國體制。這是中國的悲劇，所以我始終不原諒日本軍國主義者。
     從某種意義上，1923年“改組”後的國民黨也是從蘇聯來的。孫中山急于成功，無法很快拿到政權，就學蘇聯的方式，然後把集權的黨組織建立起來，黨高于壹切。然後，中國就在這條路上越走越遠了。我的政治記憶從1936年西安事變和次年的抗日戰爭開始，我上過壹二年的臨時中學，對國民黨堅持的“黨化教育”印象深刻。
     曆史上有什麽王朝可以是永遠維持的？中國最長命的王朝是周朝，800年，中間好幾百年還是戰爭狀態。抗戰勝利後，國民黨在重慶豪言壯語的聲稱，周朝800年，我們國民黨600年總應該有吧？！並不是所有人都相信，但有壹部分人是相信的。可是沒到幾年就完了。“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
     前車之鑒，清末、民國都是很好的曆史教訓。中國的問題就在于，沒有從曆史中真正吸取教訓。
     中國現行體制，根本談不上“模式”
     辛亥革命100年，中國在現代化路上前進了多遠？
     台灣的例子，民主選舉是無法躲避的。取得合法性最好的方式就是民主選舉。
     民主不是壹個理想的東西，但在長距程中則是最能保證穩定的制度。除了少數國家，“二戰”後亞洲大多數國家走上了民主道路，而且越變越好。台灣是地地道道的中國社會，民主不是照樣實行，普世價值不是照樣接受？
     中國大陸前30年搞“階級鬥爭”，信仰“有權便有壹切，無權便失去壹切”。後30年因爲受到民窮財盡的逼迫，于是開始了經濟開放，接受了市場的觀念。經濟成長之快，有目共睹。但這是控制下的市場，不是“自由”市場。
     國有企業壟斷資源，利用廉價勞工，吸引大量外資。發財之後大量建設，鐵路、公路、建築物在各地都興起了，外表十分壯觀，但內情則不可說。私人企業也偶有成功的，但有錢而無權做後盾，是保不住的。這就是所謂“中國模式”嗎？所謂模式，別人也可以效仿，“中國模式”誰能效仿呢？
     某種程度上集權體制似乎效率很高，但是壹旦做出錯誤決定，後果不堪設想。所以我認爲，中國現行體制根本談不上“模式”。
     目前，中國是壹個官本位國家。從前，大學校長，如蔡元培，受到知識界、文化界的普遍尊敬，聲望甚至超過元首。現在只是壹個個官，沒有人知道中國有什麽聲望卓著的大學校長，，成爲精神領袖的更沒有，不要說別的，至今沒有出過壹個獲得諾貝爾獎的科學家，華裔拿到諾貝爾獎的都是在美國訓練出來的，都是美國人。妳看，日本出了多少諾貝爾獎？
     我承認，現在大陸的經濟實力在增強。但是，是不是壹個文明大國，要比文化，比藝術，比科學，比人文研究。並不是有錢了，就能夠成爲現代國家。
     所謂普世價值，中國古已有之
     我注意到，目前有些人宣揚“中國模式”，極力反對“普世價值”，指責普世價值是西方的價值。
     所謂普世價值，如人權、自由之類中國古已有之，只是沒有西方所流行的這些名詞罷了。比如，孟子講“明君制民之産”，就是講政府對人民應盡的義務，反過來說也就是人民的基本權利，其中不只包括田産權、工作權，也包括教育權（爲“癢序之教”）等。“民主”雖然不是中國名詞，但是要給老百姓權利，以老百姓爲主體，這種觀念早就有，否則《尚書•泰誓》怎麽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呢。“天”比皇帝更大更高，而“天”是代表老百姓的。所以，民主其實人人心裏都有、都向往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壹種民主的態度。人權的核心觀念是每壹個人的尊嚴，能自己做主，這在儒、道兩家文本中都可以找到。
     清末以來，許多學者，包括孫中山在內，都已做了不少努力，要在中國傳統中找到普世價值。胡適去美國演講（20世紀40年代），也強調中國的“民主”雖爲發展成功，卻具有壹些重要的“曆史基礎”。
     不能說，西方才是文明的主流，普世價值就是西方的。中國也有普世價值，應該把自己文化傳統裏的普世價值好好進行整理。不但中國有，印度也早有自由、平等之類的“普世價值”，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已有文章指出。
     普世價值的觀念在中國遭到很大的曲解，被維護舊體制的人利用。西方的東西，我們要不要？偶爾有說“民主是個好東西”就不得了了，那都是廢話嘛。如果不承認“民主是好東西”的話，共和國也不是好東西了。那還回到皇帝制度吧，回得去嗎？
     中國人壹直講，搞政治要靠民心，如果得不到民心就完了。在現代社會，所謂“民心”，也就是普世價值。每個人生下來都要自己做主，都有自己選擇的權利，這就是所謂自由。佛經上到處都是自由、平等。權利和義務是相對的，不能說只有義務沒有權利。中國語言是從義務方面著眼，不強調應該得到什麽，強調我應該做的，對別人來說就是權利。兩種不同的語言，講的是同壹個事實。
     動辄反西方，完全對曆史不了解，而且封閉曆史、曲解曆史，這樣下去，中國哪能變成大國呢？
     重建價值觀念
     近代以來，中國壹直在現代化的道路上摸索前進。在現代化進程中，中國的文化傳統如何確立自己的現代身份？這是我多年研究的壹個問題。
     中國文化傳統裏許多價值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發揮作用，但是不可能作爲將來中國的指導原則，也不可能成爲意識形態。
     現代社會有公領域和私領域。在公領域，只有實行民主選舉、司法公正等現代制度。私領域就是個人道德、人和人之間的問題。西方主要是靠宗教，如果把儒釋道叁教都丟掉了，中國的精神領域便未免太貧乏了。
     尤其是後來，壹方面把中國文化傳統當做封建毒素來批評和咒罵，另壹方面把西方文明批評爲資産階級的遮羞布而痛斥之。結果把所有文明都搞光了，最後所推崇的就是階級鬥爭之類的暴力。
     在現代社會重建價值觀念，只能由普通人民在日常生活中逐漸培養出來，絕不能靠政治力量從上而下強迫灌輸。中國人要培養壹些價值，這些價值在中國既有底子，又可以跟其他文明價值配合。這就是我們文化界、學術界、藝術界所當共同建設、共同努力的方向。
     從儒、釋、道到民間文化中，都有許多精神資源可以提煉出來和現代生活互相搭配。有些價值雖受反傳統潮流的沖擊，仍潛在于人心中，時機壹變，可以召喚回來。關于怎樣處理人和人之間的關系，如何處理好天理人情，這是中國很特殊的地方，文化傳統也可以解決實際問題。學術上、思想上、文化上，日常生活中的價值層面，儒家有些價值可以複活。不過，“叁綱五常”已絕不可能恢複了。現在壹些人提倡把儒家作爲壹個替代性的意識形態，高揚民族主義，若如此，則是把中國傳統又糟蹋壹次，在老“孔家店”完了以後再造“新孔家店”，這是壹個很不明智的事情。
     要把私領域和公領域分開。公領域，不可能由儒家來挂帥。因爲除了伊斯蘭教，現在任何國家都不允許任何壹家教義或學術在憲法內占主要位置。大家可以有各種信仰，不同信仰自由都可以在憲法內得到保證。
     中國有沒有前途，要看它如何選擇價值、理解世界。我沒有資格建議應選什麽價值。我只能提壹個原則，即所選價值是開放性、多數文明社會都能接受的。開放心靈尤其重要，想理解世界絕不能固步自封，以自己爲中心。
     我曾經說過：“壹旦中國文化回歸到主流之‘道’，中國對抗西方的大問題也將終結。”我所謂“文明主流”，是包括中國在內的普世性文明。我從不認爲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是對立的、互不相容的。所謂“道”便是重視“人”的道，群體和個人都同時能得到“人”的待遇。只要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胸襟，中西文化自然而然能包容彼此的核心價值。 (博訊 box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