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複興-玄野
壹九壹叁年叁月二十日晚，宋教仁在上海火車站即將赴任中華民國總理之刻，慘遭暗殺，二日後告不治。中華民國共和之路就此陡生變數，誤入歧途。宋公時年未足叁十壹歲，少年英才就此隕落。
宋教仁殁後，革命黨這邊衆口壹詞地指責袁世凱爲元凶。其實就利益各方而言，袁世凱是事件的最大受害者。宋教仁是革命黨中最大的議和親袁派，殺了宋教仁無疑就是讓革命黨推舉出反袁領袖。八歲頑童都不會犯的錯誤，不應該認爲袁世凱會犯。而且作爲俯仰天地之志的宋教仁，雖然沒有防範毒手，但絕對不缺乏明辨敵我之智，臨終在病榻上曾托黃興代擬壹電，向袁世凱囑托數語，電報原文：“北京袁大總統鑒：仁本夜乘滬甯車赴京敬谒鈞座，十時四十五分在車站突被奸人自背後施槍，彈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勢必至死。竊思仁自受教以來，即束身自愛，雖寡過之未獲，從未結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壹毫權利之見存。今國本未固，民福不增，遽爾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總統開誠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權，俾國家得確定不拔之憲法，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臨死哀言，尚祈鑒納。宋教仁。哿。”
最大的獲利者當然是孫中山。當時孫中山的角色極其尴尬，幾乎是政治上靠邊站的情況。孫中山的第壹反應就是不理事實證據，直接將罪責推給袁世凱。很顯然這種做法直接毀掉了查清案情的機會。作爲麻雷子性格的黃興做如此反應是正常的，而以孫中山的韬略性格，如此做法顯然極不正常。但是，就此認爲孫中山是主謀不合適。最大問題在于當時孫中山正在訪日，說是他的主謀，這講不通。這種政局中的第壹等大事，在當時的通訊技術下，遙控絕對是不可行的，情事失控的危險極其巨大。這種天下第壹大暗殺事件，屬于千鈞壹發之刻，主使人必然要時刻關注掌控暗殺過程，壹來保證成功，二來防止失控。因此，案件的第壹凶嫌非當時在場並且積極參與營救的陳其美莫屬。而陳之外又有應桂馨和洪述祖等人也是可能的凶嫌，而這些人都是幫會背景。陳其美在國民黨中屬于孫中山的派系，孫中山回國故意攪亂事實造成南北對立，無疑是保護了這整個壹個派系的安全。孫中山的成功之路和幫會日本脫不開幹系，即使自己的政治抱負遠大，成功後也難以逃脫出原來派系人員的集體行爲方式，從而無法做並兼者高詐力到安定者貴順權的轉型。這種遺憾在蔣介石和毛澤東那裏發展得更加嚴重。中國曾經有劉邦的馬上得天下而不能馬上治天下，也有趙匡胤的杯酒釋兵權。顯然毛蔣孫都不是漢宋的模式，局勢使然，還是個人境界局限從而使政局選擇了錯誤的道路，是史學家的壹大課題。
于右任爲宋墓題寫的銘詞：「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記？爲直筆乎？直筆人戮。爲曲筆乎？曲筆天誅。於乎！九原（網上訛爲＂泉＂）之淚，天下之血。老友之筆，賊人之鐵。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銘諸心肝，質諸天地。」（據網上碑銘照片，參見http://www.newsancai.com/gb/history/23-people/13042-2011-06-14-15-27-59.html）
因于公以文言爲文，爲方便大家理解，不揣愚陋，在此唠叨解釋壹下：
＂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記？＂意思是：＂先生的死，天下人都惋惜，先生的仁行大義，天下人都知道，我又能記述什麽？＂
＂爲直筆乎？直筆人戮。爲曲筆乎？曲筆天誅。＂意思是：＂象古代史家那樣秉筆直書，寫明真相嗎？寫出來會有人殺害。用謊言來歪曲事實嗎？那樣會遭到上天的誅伐。＂于公的這幾句實際上大致已經否定了袁世凱的罪嫌。因爲袁世凱死于壹九壹六年，而宋公之墓立于壹九二四年，既然當時說直筆人戮，于公必然認定主要凶嫌在當時有權有槍。這雖然不能認爲是孫中山所爲，而于右任肯定認爲凶嫌就是當時掌握革命黨實權的孫中山壹派的某些人。
＂老友之筆，賊人之鐵。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銘諸心肝，質諸天地。＂意思是：＂老朋友的筆，如何抵得住壞人的槍。把這遺憾刻在空山中，等待好史官澄清事實。這樣的悲恸銘刻在心肝肺腑之中，而壹切都有天地作證，自不誤曆史的清白。＂于公的質諸天地過于樂觀，也將自己的還原曆史的責任推給了天地父母，實在是感情化的信仰，爲後人出了點難題。
＂於乎！九原（網上訛爲＂泉＂）之淚，天下之血。＂意思是＂先生的離去是國人的災難，來在先生墓前留下的淚水，代表著先生去後天下人在災難中流的血。＂于右任目睹宋公逝世後十壹年的中國政治亂象，發出了如此悲哀的預言，令人傷心欲絕。而此後的曆史不幸爲其言中，而國人命運之悲慘，可能遠超出于公的想象。孫中山之後，是陳其美的拜把子兄弟蔣介石，其後又是才華蓋世又悖天逆道的毛澤東。蔣介石後來也玩白色恐怖，而毛澤東則大肆運作紅色陽謀。自宋教仁遇刺至文革結束爲止，六十四年間黨派利益淩駕于理性人倫之上，且呈愈演愈烈之勢。四壹二慘案促成了中國政黨路線鬥爭與社會不同階層矛盾的融合，導致了腥風血雨的國內戰爭；九壹八事變和盧溝橋事變致國民于水火；抗戰勝利後國民黨貪腐成風，最後國共決戰；共産黨統治之初即深化階級鬥爭，鎮反運動屠戮無辜百姓在百萬之衆；五七反右迫害民族精英，後直接導致吞沒數千萬國民的大躍進；數年之後便是自我毀滅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之後，執政者稍微清醒，然而國民精華已盡，運政智慧難逮，是以有六四事件等遺憾。曆來人稱＂天佑中華＂，何以至此？自宋公蒙難以來，絕非保佑，反爲磨難爾。中國的未來政治，無論如何，必須結束百年來的暴徒政治思維。百年後的二零壹叁年，國人可秉承所謂：＂我只有大公無黨壹個辦法＂的超越黨派紛爭的宗旨，重拾宋公遺願乎？
（2011/11/10 發表） -------------------------------------------------------
http://blog.boxun.com/hero/201111/rudao/2_1.shtml
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晚，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即将赴任中华民国总理之刻，惨遭暗杀，二日后告不治。中华民国共和之路就此陡生变数，误入歧途。宋公时年未足三十一岁，少年英才就此陨落。
宋教仁殁后，革命党这边众口一词地指责袁世凯为元凶。其实就利益各方而言，袁世凯是事件的最大受害者。宋教仁是革命党中最大的议和亲袁派，杀了宋教仁无疑就是让革命党推举出反袁领袖。八岁顽童都不会犯的错误，不应该认为袁世凯会犯。而且作为俯仰天地之志的宋教仁，虽然没有防范毒手，但绝对不缺乏明辨敌我之智，临终在病榻上曾托黄兴代拟一电，向袁世凯嘱托数语，电报原文：“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十时四十五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权利之见存。今国本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宋教仁。哿。”
最大的获利者当然是孙中山。当时孙中山的角色极其尴尬，几乎是政治上靠边站的情况。孙中山的第一反应就是不理事实证据，直接将罪责推给袁世凯。很显然这种做法直接毁掉了查清案情的机会。作为麻雷子性格的黄兴做如此反应是正常的，而以孙中山的韬略性格，如此做法显然极不正常。但是，就此认为孙中山是主谋不合适。最大问题在于当时孙中山正在访日，说是他的主谋，这讲不通。这种政局中的第一等大事，在当时的通讯技术下，遥控绝对是不可行的，情事失控的危险极其巨大。这种天下第一大暗杀事件，属于千钧一发之刻，主使人必然要时刻关注掌控暗杀过程，一来保证成功，二来防止失控。因此，案件的第一凶嫌非当时在场并且积极参与营救的陈其美莫属。而陈之外又有应桂馨和洪述祖等人也是可能的凶嫌，而这些人都是帮会背景。陈其美在国民党中属于孙中山的派系，孙中山回国故意搅乱事实造成南北对立，无疑是保护了这整个一个派系的安全。孙中山的成功之路和帮会日本脱不开干系，即使自己的政治抱负远大，成功后也难以逃脱出原来派系人员的集体行为方式，从而无法做并兼者高诈力到安定者贵顺权的转型。这种遗憾在蒋介石和毛泽东那里发展得更加严重。中国曾经有刘邦的马上得天下而不能马上治天下，也有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显然毛蒋孙都不是汉宋的模式，局势使然，还是个人境界局限从而使政局选择了错误的道路，是史学家的一大课题。
于右任为宋墓题写的铭词：「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记？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於乎！九原（网上讹为＂泉＂）之泪，天下之血。老友之笔，贼人之铁。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诸心肝，质诸天地。」（据网上碑铭照片，参见http://www.newsancai.com/gb/history/23-people/13042-2011-06-14-15-27-59.html）
因于公以文言为文，为方便大家理解，不揣愚陋，在此唠叨解释一下：
＂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记？＂意思是：＂先生的死，天下人都惋惜，先生的仁行大义，天下人都知道，我又能记述什么？＂
＂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意思是：＂象古代史家那样秉笔直书，写明真相吗？写出来会有人杀害。用谎言来歪曲事实吗？那样会遭到上天的诛伐。＂于公的这几句实际上大致已经否定了袁世凯的罪嫌。因为袁世凯死于一九一六年，而宋公之墓立于一九二四年，既然当时说直笔人戮，于公必然认定主要凶嫌在当时有权有枪。这虽然不能认为是孙中山所为，而于右任肯定认为凶嫌就是当时掌握革命党实权的孙中山一派的某些人。
＂老友之笔，贼人之铁。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诸心肝，质诸天地。＂意思是：＂老朋友的笔，如何抵得住坏人的枪。把这遗憾刻在空山中，等待好史官澄清事实。这样的悲恸铭刻在心肝肺腑之中，而一切都有天地作证，自不误历史的清白。＂于公的质诸天地过于乐观，也将自己的还原历史的责任推给了天地父母，实在是感情化的信仰，为后人出了点难题。
＂於乎！九原（网上讹为＂泉＂）之泪，天下之血。＂意思是＂先生的离去是国人的灾难，来在先生墓前留下的泪水，代表着先生去后天下人在灾难中流的血。＂于右任目睹宋公逝世后十一年的中国政治乱象，发出了如此悲哀的预言，令人伤心欲绝。而此后的历史不幸为其言中，而国人命运之悲惨，可能远超出于公的想象。孙中山之后，是陈其美的拜把子兄弟蒋介石，其后又是才华盖世又悖天逆道的毛泽东。蒋介石后来也玩白色恐怖，而毛泽东则大肆运作红色阳谋。自宋教仁遇刺至文革结束为止，六十四年间党派利益凌驾于理性人伦之上，且呈愈演愈烈之势。四一二惨案促成了中国政党路线斗争与社会不同阶层矛盾的融合，导致了腥风血雨的国内战争；九一八事变和卢沟桥事变致国民于水火；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贪腐成风，最后国共决战；共产党统治之初即深化阶级斗争，镇反运动屠戮无辜百姓在百万之众；五七反右迫害民族精英，后直接导致吞没数千万国民的大跃进；数年之后便是自我毁灭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之后，执政者稍微清醒，然而国民精华已尽，运政智慧难逮，是以有六四事件等遗憾。历来人称＂天佑中华＂，何以至此？自宋公蒙难以来，绝非保佑，反为磨难尔。中国的未来政治，无论如何，必须结束百年来的暴徒政治思维。百年后的二零一三年，国人可秉承所谓：＂我只有大公无党一个办法＂的超越党派纷争的宗旨，重拾宋公遗愿乎？
（2011/11/10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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